一九七六年的夏末，空氣燥熱得能擰出水來。我抱著剛從供銷社抵了藥錢的瑕疵布，步履沉重地走向那個曾被我稱為“家”的地方。汗水浸透了粗布襯衫的後背，黏膩地貼著皮膚，一如我此刻沉重的心情。院門虛掩著，裡麵傳來一陣壓抑又曖昧的聲響，像淬了毒的針，猝不及防紮進耳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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