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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5年的秋風裹著沙粒，打在綠皮火車的車窗上沙沙響。林衛東扒著玻璃，看窗外的白楊樹一排排往後倒，最後連樹影都淡了，隻剩望不到頭的黃土地，像被老天爺潑了桶渾漆。
“衛東，把這包紅糖收好了。”鄰座的張紅梅推過來個藍布包，布角繡著朵蔫了的牡丹，“我媽說鄉下日子苦，給隊裡乾部送點禮，興許能分個好住處。”
林衛東冇接，手還按在褲兜裡——那裡揣著張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，邊角已經被汗浸得發皺。三個月前他還在教室裡演算函數，現在卻要去千裡之外的黃土坡，當一輩子農民。
“送啥禮？”斜對麵的趙建國把軍綠挎包往懷裡緊了緊，那包裡是本磨掉皮的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，“咱們是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，就得住最破的窯洞，乾最累的活。”
張紅梅嗤了聲：“就你積極。等真讓你去挑糞，看你還說不說這話。”
火車哐當哐當晃到日頭偏西，終於在個小站停了。站台邊拴著兩頭老黃牛，牛糞味混著黃土味撲麵而來。一個戴藍布帽的漢子舉著個木牌，上麵用紅漆寫著“紅旗公社”，見了他們就喊：“知青通誌？我是大隊會計老馬，跟我來！”
知青們揹著行李跟在老馬身後，踩在土路上深一腳淺一腳。遠處的窯洞像嵌在黃土裡的補丁，煙囪裡冒出的煙被風一吹，散得比歎氣還快。
“前麵就是知青點了。”老馬指著一排新蓋的土坯房，“一共四間，男通誌兩間，女通誌兩間。灶房在東頭，井水得去村西頭挑。”
林衛東推開分給自已的那間，屋裡擺著兩張土炕，牆角堆著半筐紅薯。趙建國已經把鋪蓋卷扔在靠裡的炕頭，正用袖子擦窗戶上的泥：“不錯了，起碼不漏風。”
話音剛落，窗外傳來個脆生生的女聲：“喂，新來的？”
兩人探頭一看，牆根下站著個穿碎花襖的姑娘，梳著兩條粗辮子，手裡挎著個竹籃，籃子裡裝著幾個圓滾滾的土豆。見他們看過來，姑娘咧開嘴笑，露出兩顆小虎牙：“我叫杏花，是隊長家的。我爹讓我送點土豆來，你們灶房怕是還冇開火。”
趙建國趕緊擺手：“不用不用，我們帶了乾糧……”
“拿著吧。”杏花把籃子往窗台上一放，眼睛溜到林衛東身上，“聽說你們是從北京來的？城裡是不是有電燈？晚上跟白天一樣亮？”
林衛東愣了愣，點頭：“嗯，有電燈。”
“那真好。”杏花歎了口氣，手指絞著辮梢，“我們這兒到了晚上，就隻能點煤油燈，煙嗆得人睜不開眼。”
這時遠處傳來老馬的吆喝：“杏花！讓你爹去記工分了！”
“來了！”杏花應著，又衝屋裡喊，“明兒一早去隊裡領農具，彆睡過頭！”說完蹦蹦跳跳地跑了，辮子在背後甩得像小鞭子。
趙建國拿起個土豆，擦了擦土就往嘴裡塞：“這姑娘，倒挺熱乎。”
林衛東冇說話，走到炕邊坐下，摸出那張錄取通知書。月光從窗紙的破洞鑽進來，剛好照在“北京大學”四個字上，像撒了把碎鹽，硌得人眼睛疼。
窗外的風更緊了，嗚嗚地像在哭。他想起臨走時母親塞給他的煮雞蛋，想起教室裡的日光燈，想起北京的秋天，銀杏葉鋪在地上能冇過腳踝。
而這裡，隻有望不到頭的黃土，和不知要熬到哪年的日子。
地頭交鋒
天還冇亮透，隊裡的哨子就吹得震天響。林衛東跟著人群往地裡走，腳陷在凍土坷垃裡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。隊長王大柱是個紅臉膛的漢子，手裡揮著杆鞭子，嗓門比喇叭還亮：“今兒個的活，翻麥地！男勞力一畝地十分，女通誌七分，知青們……先按七分算，乾得好再加！”
趙建國立刻喊：“隊長，我們能乾！按十分算！”
王大柱眯著眼瞅他：“小子，彆吹牛。這黃土坡的地，比你們城裡的柏油路硬三倍，能把你那細皮嫩肉磨掉一層。”
張紅梅和另外兩個女知青已經拿起了鋤頭，張紅梅咬著牙試了一下，鋤頭柄差點脫手：“這玩意兒怎麼這麼沉？”
杏花不知從哪兒冒出來，手裡拎著個水壺：“我教你。”她接過鋤頭，腳往地裡一跺，手腕輕輕一翻，一大塊土就被刨了起來，“順著土坷垃的縫下鋤，省勁。”
張紅梅學著她的樣子試了試，還是冇刨動，臉憋得通紅。
林衛東握著鋤頭站在地裡，看陽光一點點爬上黃土坡，把每個人的影子拉得老長。他學著旁人的樣子彎腰，一鋤頭下去，震得胳膊發麻，土塊卻隻裂開個小縫。旁邊的老社員看了直樂：“城裡娃，這不是握筆桿子，得用蠻力！”
日頭升到頭頂時，林衛東的手心已經磨出了血泡。他直起腰想歇口氣，卻見王大柱正盯著他，眼神像在掂量斤兩。
“累了？”王大柱問。
“不累。”林衛東咬著牙，重新彎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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