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坐在兒子安安的學校心理谘詢室裡，渾身冰冷。
輔導員說，安安患上了嚴重的焦慮症，需要立刻乾預。
我打電話給身為心理學講師的丈夫周哲。
他在電話那頭輕描淡寫：“又是你太情緒化，把你的焦慮投射到孩子身上了。”
“可是學校的心理輔導員說——”我的話還冇說完就被他打斷。
“許靜，你能不能彆總是大驚小怪？”他的語氣像在訓斥一個不懂事的孩子，“我在指導一個很有前途的學生，有什麼事回家再說。”
隨即就掛斷了電話。
我呆坐在原地，久久回不過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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