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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州際公路的夜晚
2025年8月的佐治亞州,濕熱的空氣像一層黏膩的薄膜,包裹著285號州際公路上的車流,任憑他們如何馳騁都陷在其中掙脫不開。晚上9點17分,瑞安·佩奇警官的巡邏車在應急車道停下,車頂的警燈旋轉著,將紅藍交替的光投射在前方那輛銀灰色皮卡的車身上。
尾燈故障。佩奇對著對講機說,手指無意識地敲打著方向盤。他的目光落在皮卡的後視鏡上,那裡映出一張年輕的黑人麵孔。三年前被持刀搶劫的記憶突然竄入腦海,他下意識地摸了摸腰間的配槍——格洛克22,口徑.40,和當年救了他一命的那把一模一樣。
收到,285南行,靠近85號出口。調度中心的聲音帶著電流雜音傳來。
佩奇推開車門,熱浪瞬間湧了過來。他走到皮卡駕駛座旁,手電筒的光束掃過車牌,又照向駕駛員的臉。晚上好,先生,請出示駕照和保險單。他的聲音比平時更嚴厲,可能連他自己都冇察覺到。
黑人駕駛員搖下車窗,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飄了出來讓人心中增添了一絲煩躁。
警官,怎麼了馬庫斯·華盛頓的聲音很平靜,甚至帶著點笑意。這個29歲的機械師剛結束晚班,工作服口袋裡還揣著今天的工資單——時薪18美元,足夠給女兒買她唸叨了很久的芭蕾舞裙。
左後尾燈不亮。佩奇說,眼睛卻在掃視車內。副駕座位上有個黑色揹包,地板上放著一個工具箱,除此之外再無他物。但他想起出發前同事戴夫的話:這一帶的黑人皮卡,十輛有八輛藏著東西。
馬庫斯遞過證件,手指乾淨修長,指甲縫裡嵌著點機油——那是今天給客戶修變速箱時留下的。不好意思,可能是燈泡燒了,我明天就換。
佩奇看了看他,接過證件,用對講機覈對資訊。馬庫斯·華盛頓,無犯罪記錄,駕照狀態正常。但他還是覺得不對勁,說不上來為什麼,就是一種直覺——就像三年前那個持刀的黑人青年靠近時,他心裡泛起的那種寒意。
請下車,先生,你需要做個酒精測試。佩奇後退半步,手依然放在槍套旁。
馬庫斯愣了一下:我冇喝酒啊,警官。他今天連可樂都冇喝,怕影響晚上開車。
這是例行檢查。佩奇的語氣不容置疑。
馬庫斯歎了口氣,解開安全帶下車。他身高一米八五,比佩奇高出半個頭,站在路燈下像座鐵塔。佩奇的心跳突然加速,他想起警校教官的話:體型優勢會給嫌疑人帶來心理優勢,要永遠保持警惕。
酒精測試儀顯示0.03%,遠低於法定限值。馬庫斯鬆了口氣,笑了笑:我說了我冇喝。
就在這時,他突然想起早上妻子的囑咐,讓他錄下和警察打交道的過程——以防萬一,她是這麼說的。於是他轉身走向副駕駛:警官,我能拿一下手機嗎我想記一下你的警號。
佩奇的瞳孔猛地收縮。在他的視角裡,這個高大的黑人男子突然轉身,右手伸向車內——動作迅速,目標不明。三年前那個持刀的身影瞬間重疊上來,恐懼像電流一樣擊中了他。
彆動!把手放在引擎蓋上!佩奇嘶吼著,同時拔出了槍。
馬庫斯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嚇了一跳,手停在半空中:我隻是想拿手機……你彆激動!
我說了彆動!佩奇的手指扣在了扳機上,汗水模糊了視線。他隻看到對方的手還在往副駕伸,彷彿那裡藏著一把槍。
砰!
槍聲在夜空中格外刺耳,聲音震盪開周圍的空氣,又帶來了心中的惡寒。馬庫斯踉蹌著後退,右手捂住右肩,鮮血從指縫裡湧出來,染紅了藍色的工作服。他難以置信地看著佩奇:你……你開槍了他癱坐在地上,背靠著車呻吟。
佩奇也愣住了,槍口還冒著煙。他看著馬庫斯肩上的血,又看了看副駕座位上那部正在充電的手機,大腦一片空白。你……你不聽命令……他語無倫次地說。
遠處傳來了其他巡邏車的警笛聲,紅藍交替的燈光越來越近,照亮了馬庫斯倒下的身影,也照亮了佩奇臉上混雜著汗水和淚水的表情。
二、法庭裡的合理懷疑
三個月後,富爾頓縣法院的法庭裡,空調開得有些過頭。馬庫斯坐在原告席上,右臂依然掛著護具,手指偶爾會無意識地抽搐——神經損傷的後遺症。他的律師,60歲的克拉倫斯·布朗,正低聲和他說著什麼,聲音裡帶著久經沙場的鎮定。
被告席上,瑞安·佩奇穿著一身筆挺的西裝,頭髮梳得一絲不苟,但緊握的雙手還是暴露了他的緊張。他的辯護律師是警局特聘的蘇珊·懷特,以擅長處理警務糾紛而聞名,此刻正翻閱著厚厚的卷宗,眉頭微蹙。
陪審團席上坐著12個人:7個白人,3個黑人,2個拉丁裔。克拉倫斯在遴選階段用掉了所有無因迴避權,成功排除了兩個曾在社交媒體上支援藍
Lives
Matter的陪審員,但他知道,在佐治亞州,這樣的陪審團構成已經算是幸運。
法官伊麗莎白·霍爾敲了敲木槌,她的黑色法袍上彆著一枚小小的州徽。富爾頓縣人民訴瑞安·佩奇案,現在開庭。她的聲音清晰而有力,檢方準備就緒
助理檢察官詹姆斯·卡特站起身,這個剛從法學院畢業三年的年輕人,臉上帶著與年齡不符的嚴肅。是的,法官閣下。
辯方
蘇珊·懷特微微欠身:準備就緒,法官閣下。
卡特的開場遵循著他一貫的風格——陳述簡潔明瞭。他按下遙控器,大螢幕上出現了巡邏車記錄儀的畫麵——馬庫斯伸手向副駕的瞬間,佩奇開槍的瞬間,血湧出來的瞬間。
2025年8月15日,馬庫斯·華盛頓先生因為一個故障的尾燈被攔下。卡特的聲音平靜卻帶著力量,他目光灼灼,透露著自信和溫和,三分鐘後,他中了一槍,根據醫院出具的專業診斷,馬庫斯先生右肩神經永久性損傷,再也無法從事他賴以生存的機械師工作。
他轉向佩奇:檢方不否認警察在執行公務時麵臨風險,但法律要求他們在使用致命武力時必須滿足‘客觀合理’的標準。佩奇警官的行為,顯然超出了這個標準。
與卡特不同,蘇珊·懷特的迴應則更注重情感共鳴。她播放了佩奇2022年遭遇襲擊後的醫療記錄,照片上的年輕警官臉上縫了17針,手臂上有一道長長的疤痕。
瑞安·佩奇不是一個冷血的殺手,蘇珊的聲音低沉而富有感染力,他是一個受過創傷的戰士。2022年,他在處理一起便利店搶劫案時被持刀襲擊,差點喪命。這種創傷讓他對威脅更加敏感,這不是過錯,而是人之常情。
她引用了1989年的格拉漢姆訴康納案判例:最高法院明確指出,判斷武力使用是否合理,應當以‘當時情境下一個合理警官的判斷’為標準,而不是事後的完美視角。在那千鈞一髮的時刻,佩奇警官看到的是一個高大的男子突然伸手到車內,他有理由相信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脅。
克拉倫斯在筆記本上寫下創傷後應激障礙≠合理懷疑,筆尖劃過紙張的聲音在安靜的法庭裡格外清晰。他知道,這將是本案的核心爭議點。
三、證詞的裂痕
第一個證人是馬庫斯·華盛頓。他走到證人席上,坐下時小心翼翼地避開受傷的肩膀。克拉倫斯向他點了點頭,示意他放鬆。
能告訴我們那天晚上發生了什麼嗎克拉倫斯問。
馬庫斯深吸一口氣,聲音有些沙啞:我下班回家,被佩奇警官攔下,說我的尾燈壞了。我出示了證件,配合做了酒精測試,然後想拿手機記一下他的警號——我妻子讓我這麼做的,說和警察打交道要小心。
他的目光轉向佩奇,帶著一絲難以察覺的痛苦和驚訝:我剛伸手,他就開槍了。冇有警告,冇有猶豫,直接就開槍了。
你為什麼想記警號
因為……馬庫斯頓了頓,似乎在斟酌詞句,因為我是黑人。在佐治亞州,我們都知道,和警察打交道要格外小心。我冇想過會被開槍打,我隻是想保護自己。
蘇珊·懷特站起身,臉上帶著職業化的微笑:華盛頓先生,你說你想拿手機,對嗎
是的。
但佩奇警官讓你把手放在引擎蓋上,你為什麼不聽
你不是說他冇有警告嗎
我……
我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晚了,馬庫斯說,他吼得太突然,我還冇明白怎麼回事。
你身高一米八五,比佩奇警官高大很多,對嗎蘇珊的聲音突然變得尖銳,在他看來,一個高大的黑人男子在夜間拒絕服從命令,伸手向車內,這難道不構成威脅嗎
我冇有拒絕服從!馬庫斯激動起來,我隻是想拿手機!
反對,克拉倫斯喊道,誘導證人,且帶有種族偏見暗示。
反對有效。霍爾法官說,懷特女士,請換個問題。
蘇珊點點頭,話鋒一轉:你說你知道和警察打交道要小心,是不是因為你以前有過類似的不愉快經曆
馬庫斯的臉色沉了下來:我冇有犯罪記錄,如果你是這個意思的話。但我有很多朋友被警察無故攔下過,隻是因為我們是黑人。
所以你對警察本來就有敵意,對嗎蘇珊緊追不捨。
我冇有敵意,我隻是……馬庫斯的聲音低了下去,隻是謹慎。
克拉倫斯知道,蘇珊的目的已經達到了——她成功地在陪審團心裡種下了一顆種子:馬庫斯對警察的謹慎,可能被佩奇解讀為敵意。
接下來出庭的是佩奇的搭檔,戴夫·威爾遜警官。他描述了案發前的對話:我跟佩奇說,那一帶的黑人皮卡經常藏毒,讓他小心點。但我不是說所有黑人都這樣,隻是陳述一個事實。
什麼事實克拉倫斯追問,警局有數據支援這個說法嗎
戴夫愣了一下:冇有具體數據,但我們都知道……誰會記這些
‘我們都知道’克拉倫斯打斷他,是不是就像‘我們都知道’黑人更容易犯罪‘我們都知道’黑人更可能攜帶武器這些所謂的‘知道’,有任何事實依據嗎
戴夫的臉漲得通紅:我不是種族主義者,我隻是……隻是根據經驗。
什麼經驗克拉倫斯步步緊逼,是根據FBI的統計數據,還是根據你自己的偏見他走到大螢幕前,調出一份檔案,根據FBI
2024年的報告,佐治亞州黑人被警察攔截的概率是白人的3.2倍,但被查出違法的概率卻比白人低13%。這就是你說的‘經驗’嗎
這……這是我們一線警員的共識。戴夫脖子都因為激動紅了。
蘇珊立刻反對:反對!無關證據!
霍爾法官猶豫了一下:反對無效。本庭認為,執法人員的主觀動機與本案相關。
克拉倫斯轉向陪審團:威爾遜警官的這句話,‘這一帶的黑人皮卡經常藏毒’,暴露了本案的核心問題:佩奇警官的‘合理懷疑’,到底是基於客觀事實,還是基於種族偏見
那個黑人護士陪審員點了點頭,在筆記本上寫了些什麼。克拉倫斯知道,這一輪他贏了。
四、法律的灰色地帶
警方的武力使用專家,前FBI探員托馬斯·格林出庭時,帶來了一個複雜的三維模型,還原了案發時的場景。
根據彈道分析和視頻還原,格林指著模型說,佩奇警官開槍時,距離馬庫斯約2.5米,處於安全距離內。馬庫斯的手距離手機還有約30厘米,尚未接觸到任何物品。此時,一個‘合理的警官’應該首先使用非致命手段,如辣椒噴霧或警棍,而不是直接開槍。
什麼是‘合理的警官’蘇珊問。
一個受過適當訓練,能夠控製自己情緒和創傷記憶的警官。格林說,佩奇警官的心理評估顯示,他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症狀冇有得到有效控製,這可能影響了他的判斷。
但在那種情況下,恐懼會讓人失去理性,不是嗎蘇珊追問,即使是受過最好訓練的警官,在麵對可能的威脅時,也會優先考慮自保。
格林點點頭:恐懼是正常的,但法律要求警官在恐懼中保持最低限度的理性。佩奇警官冇有發出明確的警告,冇有嘗試其他手段,直接開槍,這不符合《佐治亞州執法手冊》的規定。
輪到克拉倫斯提問時,他拿出了一份警局的內部檔案:格林先生,你知道這份‘績效指標’嗎要求警官每月至少攔截15輛‘可疑車輛’,並對少數族裔聚居區進行重點巡邏。
格林看了一眼檔案,眉頭緊鎖:這……這不符合平等保護原則。
但這就是佩奇警官工作的環境,對嗎克拉倫斯的聲音提高了,當一個機構把少數族裔當成‘可疑目標’,當攔截黑人司機變成一種‘績效’,那麼所謂的‘合理懷疑’,不過是種族偏見的遮羞布!
他轉向陪審團:佩奇警官不是天生的種族主義者,他是這個係統性偏見的產物。但法律不能因此原諒他的行為,因為被偏見傷害的,是像馬庫斯這樣無辜的人。
庭審的最後一天,克拉倫斯提交了一份關鍵證據:佩奇警官的執勤記錄。過去三年裡,他攔下的車輛中,68%由黑人駕駛,而在這些攔截中,隻有12%發現了實際違法——遠低於白人司機的29%。
這些數據告訴我們什麼克拉倫斯站在陪審團麵前,聲音平靜卻有力,它們告訴我們,佩奇警官的‘合理懷疑’,其實是‘種族懷疑’。他不是因為尾燈壞了而攔下馬庫斯,而是因為馬庫斯是黑人,開著一輛皮卡,出現在‘那一帶’。
他引用了1976年的華盛頓訴戴維斯案:最高法院說,即使法律條文是中立的,如果執行過程中存在種族歧視的意圖,也構成違憲。佩奇警官的行為,就是這種違憲意圖的體現。
蘇珊的閉庭辯論則聚焦於個體責任與製度責任的區彆:我們都承認,係統性種族偏見是存在的,這個無法避免,但這不能成為我們懲罰一個在恐懼中做出錯誤判斷的警官的理由。如果我們判佩奇有罪,那麼以後哪個警察還敢在危險時刻保護自己
她最後看向陪審團,用低沉的語氣說道:法律是灰色的,就像那個夜晚的州際公路。我們不能用事後的光明,去審判黑暗中的決定,這不符合人情,也冇有任何意義。
五、無法統一的
verdict
陪審團的評議持續了整整兩天。12個人圍坐在狹小的房間裡,爭論的聲音越來越大,最後幾乎變成了爭吵。
他明顯是種族歧視!黑人護士憤怒地說,那些數據擺在那裡,他就是故意針對黑人!
這是因為你是黑人,不要帶上種族觀念!
但你不能否認他受過創傷,白人工程師反駁,在那種情況下,換作是我,可能也會害怕。
害怕不是開槍的理由!拉丁裔教師說,他有其他選擇,卻直接開槍了,這就是濫用職權。
可法律說的是‘合理警官’的判斷,水管工說,在他看來,那可能真的是威脅。
對!冇經他人苦,莫勸他人善!
那是因為他被訓練得害怕黑人!護士喊道,這纔是最可怕的地方!
……
爭論到第二天下午,他們進行了第一次投票:6票有罪,6票無罪。分歧的焦點,正是合理懷疑的定義——這個在法律條文中看似清晰,在現實中卻模糊不清的概念。
也許我們可以考慮輕罪最後,首席陪審員,那個白人退休法官提議,濫用職權致人重傷,而不是故意傷人。
這個提議引發了新的爭論。有人認為這是妥協,有人則覺得這是唯一能達成一致的方案。
如果我們判他輕罪,護士說,至少承認了他的行為是錯誤的,承認了馬庫斯受到了不公待遇。
但這也承認了他的恐懼有一定‘合理性’,教師反駁,這會讓更多警察覺得,隻要‘害怕’,就可以向黑人開槍。
那你認為呢
我不知道。
……
最終,在第三天淩晨,他們以7:5的投票結果,認定佩奇警官濫用職權致人重傷罪名成立,但否決了更嚴重的故意傷人罪。這個結果,就像佐治亞州的天空,一半晴朗,一半陰霾。人們心中陰晴不定。
宣判那天,馬庫斯的妻子抱著女兒坐在旁聽席第一排。當法官宣佈判決時,小女孩似乎還不明白髮生了什麼,隻是好奇地看著穿著法袍的霍爾法官和他的父親。
瑞安·佩奇,霍爾法官的聲音在法庭裡迴盪,眾人像鴕鳥一樣縮著身體靜靜地聆聽,本庭判處你18個月監禁,緩刑2年,並處以5000美元罰款。同時,你將被吊銷警官執照,永久不得從事執法工作。
佩奇的臉色慘白,卻冇有說話。他的目光與馬庫斯相遇,那眼神裡有愧疚,有痛苦,還有一絲難以言喻的複雜,他知道自己確實做錯了。
馬庫斯走出法院時,陽光有些刺眼。克拉倫斯拍了拍他的肩膀:這不是結束,但至少是個開始。
馬庫斯點點頭,目光越過記者的包圍圈,看向遠處的州議會大廈。那裡的穹頂在陽光下閃閃發光,像一個遙不可及的承諾。不知道以後那反射的光能不能照到他們身上。
我還能修車嗎他突然問。
克拉倫斯沉默了片刻,歎了口氣:神經損傷……可能很難再做精細的活了。但我們會申請賠償,足夠你重新學習一門手藝。
馬庫斯苦笑了一下:我隻想修我的車。他的皮卡還在警局扣押著,右肩的傷讓他連方向盤都握不穩,更彆說扳手了。
六、判決之外的餘波
佩奇的緩刑聽證會在一個月後舉行。蘇珊·懷特提交了他的心理治療報告,聲稱他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症狀已有明顯改善,請求法院允許他社區服務代替監禁。
他已經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了代價,蘇珊說,失去了工作,名譽掃地,這對一個曾經的優秀警官來說,比監禁更痛苦。
克拉倫斯則帶來了馬庫斯的最新醫療診斷:右臂神經損傷不可逆,肌力評級僅為3級,無法完成握拳動作。佩奇先生的痛苦是暫時的,他說,而馬庫斯的痛苦是終身的。法律不僅要懲罰過錯,還要體現公平。
霍爾法官最終裁定,佩奇需服完6個月的監禁,但允許他在獄中接受心理治療。創傷不是藉口,她說,但治療是必要的——不僅是為了你,也是為了那些可能被你的創傷影響的人。
判決生效那天,亞特蘭大的黑人社群舉行了一場和平抗議。他們舉著尾燈不該致命終結種族
profiling的標語,從市政廳步行到州議會大廈。馬庫斯也去了,他的右臂依然掛著護具,但步伐堅定。
我不是要毀掉佩奇的人生,他對圍過來的記者說,我隻是想讓更多像我一樣的人,不用再害怕因為膚色而被開槍打。
這場抗議最終促成了佐治亞州的馬庫斯法案——要求所有交通攔截必須全程錄音錄像,禁止將種族作為可疑的依據,並建立獨立委員會監督警方的種族平等狀況。
法案通過那天,馬庫斯收到了一個包裹,打開,裡麵是一本汽車修理的電子書閱讀器,還有一張紙條:希望有一天你能重新拿起扳手。冇有署名,但他好像認得那字跡——是佩奇的妻子在庭審時給他遞過紙巾,當時她眼裡的歉意,和他心裡的痛苦一樣真實。
七、法律的溫度
一年後,馬庫斯在社區學院學習計算機維修,雖然速度比同學慢很多——受傷的右手總是不聽使喚,但他從未放棄。他的女兒開始上芭蕾舞課,每次表演,他都會坐在第一排,用左手笨拙地鼓掌。
佩奇出獄後,搬到了另一個州,在一家汽車修理廠工作。他不再攜帶槍支,甚至不敢看警匪片——槍聲會讓他整夜失眠。他給馬庫斯寫過一封信,很長,充滿了歉意,但冇有寄出去。
克拉倫斯偶爾會來看馬庫斯,帶來一些黑人民權運動的最新訊息。‘馬庫斯法案’在五個州得到了推廣,他說,這就是你的力量,孩子。
馬庫斯總是笑笑:我隻是想修好我的車,冇想到要修整個係統。
係統不就是由一個個像你這樣的人組成的嗎克拉倫斯說,法律也是。它不是冰冷的條文,而是無數個案例、抗議、眼淚和希望凝結成的溫度,它需要我們,需要我們不斷完善。
在富爾頓縣法院的檔案室裡,這個案子的卷宗放在了民權分類下。新來的書記員在整理時,發現了一張被夾在裡麵的照片:馬庫斯和佩奇在一個社區活動上偶遇,兩人站得很遠,冇有說話,但眼神裡的複雜情緒,比任何判決都更能說明問題。
照片背麵有一行字,這是霍爾法官的筆跡:法律的終極目標不是懲罰,而是和解——即使這種和解,需要用一生去完成。
285號州際公路上的車流依舊繁忙,夜晚的尾燈像一串流動的星星。偶爾有巡邏車駛過,警官們會仔細覈對每一個攔截理由,確保那不是因為他是黑人的另一種說法。
馬庫斯有時會開車經過那段路,右手依然不太方便,但握著方向盤的左手很穩。他會想起那個夜晚的槍聲,想起法庭上的爭論,想起那些為他呐喊的陌生人。
他知道,改變很慢,像佐治亞州的夏天一樣漫長而濕熱。但隻要還有人在為合理懷疑的真正含義而奮鬥,隻要還有人相信法律應該保護每一個人,無論膚色,無論貧富,那一點點的改變,終會彙成照亮前路的光。
就像此刻,他車後的尾燈,亮得很穩,很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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